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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2 来源:百睿德电子有限企业
《翻译适应选择论》利用作为人类行为的翻译活动与“求存择优”自然法则适用的关联性和通融性,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 环境”中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关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论证和构建了一个“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新译学理论体系(胡庚申,2004:1) 。该理论为公示语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指导,其关于翻译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的阐释为研究公示语翻译原则提供了全新视角。
一 公示语翻译原则争鸣
翻译原则分为适用于所有翻译过程的普遍原则和只适用于特殊情形的特殊原则。翻译的普遍原则,国外首推泰勒特的“翻译三原则” ,即译文完全复写原文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文属同一性质, 译文应具备原文所具有的通顺;而国内当属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 (甘成英,2008:1)这些具有普适性的原则主要是针对文学作品而发挥作用的, 而公示语翻译原则是适用于具有自身语言特点和功能的具体原则。
随着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历史契机而兴起的国内公示语翻译研究拓展和深入, 公示语翻译原则成为近年来国内翻译界探讨的主要课题之一, 多位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倪传斌和刘治 (1998:22)认为公示语翻译应遵循三条原则:让普通读者一看就明了,译文表达上的简洁和语气得当;黄友义(2004:27)提出的“外宣三贴近”原则包括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王银泉和陈新仁(2004:68)提出了约定俗成是标识语英译中不可忽视的翻译原则;陈建平(2005:65)提出“准确、规范、简练”的标志用语翻译原则;倪晶(2005:169)则提出了标示语翻译要具备简洁明了、语气得当、翻译规范和适度幽默四原则;戴宗显和吕和发(2005:39)指出:功能对等,情境相同,对象一致,目标明确,转换对应是在语境全球化条件下公示语汉英翻译所应遵循的原则; 张美芳 (2006: 29)以文本类型理论为指导,将牌示的交际功能分为信息型、表情型和感染型,提出以文本主要功能决定翻译策略的原则;李玉良和于巧峰(2008:38)也提出了汉语标识语英译的七个原则:即准确性、简洁性、语境优先、礼貌性、跨文化传统,警示性和保护性;刘法公和徐蓓佳(2008:47)提出了公示语汉英翻译的简洁、 统一和易懂三原则; 皮德敏 (2010:131)认为公示语翻译应该坚持以文本类型决定翻译策略这一主要原则,另外辅之以语境制约原则。以上观点源于学者的不同视角,各有其科学性。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本文探讨公示语翻译原则, 旨在求教于专家并与有关学者进行交流和争鸣。
二 公示语翻译原则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定义为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其基本翻译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这种多维度适应转换主要表现为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三维”转换。据此,本文从三维视角将公示语翻译原则厘定为语言传意性、文化共生性和交际有效性。
(一)语言传意性原则
传意是人类借助于一定的符号形式将信息、 意义通过一定的媒介物传递给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的对象,以实现意义理解的一种行为或活动(杜敏,2005:137) 。要保证公示
语译文实现有效交际,翻译时首先应遵循传意性原则,力求准确再现公示语的语言信息,避免词不达意、语意错误。如“严禁酒后驾驶”是高速公路上常用的公示语之一,沪宁高
速上出现的三种译文分别是Don’t drive while drinking (不要边开车边喝酒) ,Driving when drink forbidden(严禁喝酒时开车) ,Don’t drive and drink(严禁边喝酒边开车) ,而京港
澳高速和连霍高速等更多的使用No Drunken Driving,而英语中没有Drunken Driving的表达。以上四种译文就是因为违背了传意性原则,英文表达的语意与汉语意思大相径庭,使得该公示语的强制性示意功能荡然无存, 更谈不上实现有效交际。其实, “酒后驾驶”在英语中有固定的表达,包括
DWI—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或 OWI—operating while intoxicated,或 OMVI—operating a motor vehicle while intoxicated,或DUI—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of alcohol),
或OUI—operating under the influence(of alcohol),或drunk driving。具体而言,依据饮酒程度,英语中也分为DUI(酒后驾驶)和 OUI(醉酒驾驶,包括 DWI,OWI,OMVI 和
drunk driving) 。我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等于或大于20mg/100ml为酒后驾车,而等于或大于80mg/100ml时为醉酒驾车,因此我国高速公路上
的“严禁酒后驾驶”应译为DUI Prohibited,以准确表达与汉语公示语相同的语意和禁止功能。又如“严禁疲劳驾驶”对应的译文,京港澳高速和遂渝高速上为No Driving When Tired和Do Not Drive Tiredly,沪宁高速上是Driving when fatigued forbidden。另外还有Don’t Drive Tired,Don’t Drive in Fatigue, Tiredness kills, take a break和Stay alert, stay alive等多种译法(黄田,2007:101) 。英语中“疲劳驾驶”的规范表达是fatigue driving或drowsy driving,依据传意性原则,“严禁疲劳驾驶”应翻译为 Fatigue Driving Prohibited 或Drowsy Driving Prohibited.
(二)文化共生性原则
翻译中的语言传意是成功交际的基础。 由于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译者必须给予文化信息转换足够的关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过程,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进行(胡庚申,2004:137) 。基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共性和差异, 译者必须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孙致礼(1999:62)指出, “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应在更大的语境下做翻译。全球文化视野下的生态翻译要求平等地对待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确保世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保持文化交流的平衡 (许建忠,2009:286) 。因此,倡导多元文化共生互补是翻译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
“只生一个(孩子)好”是我国基于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而相应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现的公示语, 具有典型的制度文化内涵,无论翻译为It`s better to give birth to only one child.或者A couple gives birth to a single child.都与西方注重人权的文化格格不入。该公示语的语义中心在“好”字上,蕴含着我国倡导的“一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出发点在于提高人口素质和人民生活水平。 为了较好传递该公示语所体现的制度文化,也兼顾英语读者的文化心理,可以仿译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One World, One Dream)并采用翻译补偿,翻译为 One Family, One Child, Double Happiness. Double Happiness作为原文制度文化的翻译补偿,遵循了需求原则和等功能原则(夏廷德,2006:191) ,一方面以英语读者对原文制度文化内涵损失的需求为基础, 另一方面通过补偿从而避免了原文内容和形式移植带来的负面心理效应。 “顾客是上帝”是国内诸多商场的公示语,笔者不幸见到了Customer is the God的译文。依据《现代汉语词典》 (2002:1681) , “上帝”是我国古代指天上主宰万物的神(Lord on High) ,同时也指西方基督教徒所遵奉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God) 。英汉文化中虽然都有“上帝” ,但二者并非同一概念。更为重要的是, “顾客是上帝” 只是商家用于表示对顾客的尊敬以及竭诚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之意,与宗教并无关联。基于此, “顾客是上帝”不妨翻译为 Customer is the first priority!或者 First-class Services To All Customers。 2009年世界邮展的主题公示语之一是 “观世界邮展, 游千年帝都” , 如果翻译为Visit the World Stamp Exhibition, Tour the Thousand-year Emperiral Capital就会损毁原文的文化内涵,因为英语读者总习惯于将 emperor和 empire 及相关词汇与强权或者侵略相联系,如拿破仑统治下的帝国(the First Empire) ,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的第二帝国(the Second Empire) ,还有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为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等。为此,从公示语翻译的文化共生性原则出发, “观世界邮展,游千年帝都”应翻译为Visit the World Stamp Exhibition, Tour the Ancient Royal City Luoyang,将具有消极文化内涵的“Emperiral”转换为
积极文化意义的 “Royal” , 同时补译Luoyang作为the Ancient Royal City 的同位语,明确了“千年帝都”指的是洛阳市。又如, “遵守游览秩序,坚持五讲四美”原译为Observe the tourist order and insist on the “Five Particulars” and “Four Beauties”, 忽略了目的语主流文化特征以及译文读者的文化审美接受力,因为“五讲四美”等具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表述难以为译文读者的文化审美所接受,应改译为 Observe the tourist order and keep good manners (王才英, 2009: 105) 。
(三)交际有效性原则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是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 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胡庚申,2004:137-138) 。依据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关注交际层面的选择转换,才能在译文中取得与原文一样的交际意图,即交际有效性。公示语翻译的交际有效性涵盖诸多方面, 互文性和交际移情是其中主要的两点。
1.互文性。翻译是在语言、文本、文化和思维等多个层面展开的具有互文性的转换活动,也可以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性活动。作为语篇的一个基本特征,互文性指的是语篇生成过程中各种语料相互交叉、 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复杂的、异质的特性。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文性关联, 不考虑语篇中的互文性就不可能对语篇进行透彻的理解,也不可能准确地翻译(王海燕,刘迎春,2008:64) 。互文性将翻译对象引向“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翻译生态系统,该系统中的作者、译者、读者等要素之间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 形成一个动态的适应与选择的互动过程,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一方面必须考查原文文本在原语文化中的互文参照以准确把握原文文本从而避免阐释过程中出现误读和偏失, 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考量处于译语文化体系中读者的接受心理。 这种多元的意向性活动使得翻译过程在众多文本的互相指涉中完成。 公示语在语体上具有简洁性、 直接性和互文性的特点 (樊桂芳, 2010: 47) 。英译公示语的表达应符合英语的语用习惯和文化特征, 保证翻译文本的互文性和可接受性,以求有效交际。 “勿踏草坪”是人们在公园等场所常见的公示语,翻译为 Don`t Step on the Lawn能够传达其禁止语义和功能,但不具有互文性,与英语文本“Keep off the Grass”缺失互文性关联,不符合英语读者的直线型思维和英语公示语表达习惯。 类似的表达包括“小草真可爱,爱护不要踩”(Grass Is so Fair It Needs Your Care), “足下留情,绿草茵茵”(Grass Is so Fair Please Take Good Care),“请您脚下绕一绕, 花草对您笑一笑”(Flowers and Grass Will Smile at You If You Walk Around the Lawn),“小草有生命, 脚下请留情”(Little Grass Has Life Please Watch Your Step),和“小草微微笑,请您走便道”(Little Grass Is Smiling Slightly Please Walk on the Pavement)等,皆应英译为Keep off the Grass以彰显其语体上的简洁性、直接性和互文性特点。 “请勿吸烟”在汉语中是具有典型礼貌特征的用语,但其功能是对一种不良行为的约束,属于限制性公示语。如果标识牌设立在加油站, 英文中对其功能的表达是直接而明确的No Smoking,而不能译为No Smoking Please,因为No是强调否定,表示严格禁止,而Please是“请求”类言语行为的礼貌表达。 用 “请求” 的言语行为方式表达 “严格禁止” ,显然不具有互文性。吴伟熊将“桂林山水甲天下”翻译为
East or west, Guilin landscape is best!而成为佳译文,正是巧妙借用了英语谚语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 不仅关照了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成功传译了汉语的功能意义,更可贵的在于其借译所表现出的互文性。
结 语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原则指导下的包括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在内的“多维转换程度” 为首要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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